作者简介：郭齐勇，海角网 教授、、国海角网 荣誉院长、博士生导师，海角网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荣誉主任，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、儒家哲学;

文章来源：《中国宗教》2025年第4期

儒家、道家、佛家是中国哲学史上三种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思想传统。中国人文精神，尤其表现在人生智慧上。儒家孔子、孟子的人生智慧是德性、礼乐教化的智慧，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，尽心知性而知天。道家老子、庄子的人生智慧是空灵、逍遥的智慧，超越物欲和自我，强调得其自在，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。佛家禅宗的人生智慧是解脱、无执的智慧，启迪人们空掉外在的追逐，消解心灵上的偏执，直悟生命的本真。儒释道三家的哲学，充满了普遍和谐、圆融无碍的智慧，在今天仍有其价值与意义。

一、儒家的人文关怀与价值信念

孔子肯定人的文化创造，尊重历史上积累的文化成果。这首先表现为他对周礼的维护。周礼源于宗教并取而代之。周代礼乐教化是中华先民长期伟大创造的结晶。礼使社会秩序化，乐使社会和谐化。“有子曰：礼之用，和为贵。先王之道，斯为美；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以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行为，协调人际关系，使人事处理恰到好处，这是礼乐制度的正面价值。孔子重礼执礼，主张仁礼并重、文质并茂，但主要是想通过礼的形式复兴其所内蕴的文化价值理想。

孔子人文观的核心是“仁”。没有“仁”的礼乐，只是形式躯壳，虚伪的仪节，这正是孔子要批评的。孔子说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这里指出了礼乐形式背后是生命的感通和人内在的道德自觉。“仁”的内涵包括物我之间、人人之间的情感相通、痛痒相关，即社会普遍的同情心和正义感；孝悌是“仁”的初步，“仁”则是把孝敬父母、敬爱兄长之心，把父母子女兄弟之亲情往外一层层推广，推己及人，推至邻人、陌生人；“仁”不仅是社会的道德标准与规范，更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道德理性、道德命令、道德是非判断、道德情感，并转化为道德实践和道德行为。

孔子仁道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。“子贡问曰：‘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？’子曰：‘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’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君子终生奉行的“恕道”不是指物质层面的东西，而是指人格尊严，也是一种宽容精神，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。什么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？曾子说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“忠”就是尽己之心，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；“恕”就是推己及人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综合起来就叫忠恕之道或絜矩之道。

仁道的价值理想，尤其体现在人在道义与利欲发生冲突的时候。孔子不贬低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和食色欲望的满足，只是要求取之有道，节之以礼。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为学也已。”（《论语·学而》）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“忧道不忧贫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。孔子提出的道义原则、仁爱忠恕原则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等价值理想，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士人知识分子的人格典型。

孟子提倡弘大刚毅、坚定不移的气节和情操，崇尚死而后已、无所畏惧的任道精神。在生死与道德发生冲突时，“生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”。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这种冲突，实质上是人的自然生命与人的德性尊严之间的冲突。孟子所倡导的道德选择表现了超乎自然生命之上的善的价值之极致，表现了人为人格尊严而牺牲的殉道精神。在利益和仁义发生冲突时，孟子还主张把“仁义”放在首位，提倡先义后利。孟子提倡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统一。

周公、孔孟的人文理想不是寡头的人文主义，其背后有深刻的终极理据，有对“天”“上帝”“天道”“天命”的敬畏和信仰。“天”关涉到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，首先是宗教性和道德性。人不能没有超越的形而上的关怀。孔子对上古宗教的改造，正是把超越与内在结合起来，建构了道德的宗教观。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如果说“命”只是外在的命运的话，那么“天命”常常关系到内在。一个能够驾驭生活、驾驭世间外在力量并全面发展内在本性的人，一个积累了一定的生命体验的人，才能逐渐体悟到天所赋给人的性分，直接面对每个人的命运或局限，并对天道、天命和道德人格典范有所敬畏，而又积极地去追求生命的意义和死亡的意义，勇于承担自己应承担的一切。孔子提倡追求人生修养的意境，游憩于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六艺之中：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；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等，表达了儒家在入世情怀中，也有潇洒自在的意趣。

总之，孔孟之道在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和价值，经过洗汰和转化，将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我们人文学者应当做一些工作，把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传扬下去。

二、道家的理想人格与超越精神

什么是老子眼中的“道”呢？“道，可道，非常道；名，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万物之母。故常无欲，以观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观其徼。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”（《道德经·第一章》）这里涉及“道”与“名”、“道”与“有”“无”、“道”与万物的关系。“徼”指边界，即事物间的界限，也可引申为端倪。“玄”谓幽深难测。“道”是整体性的，它在本质上既不可分割，也不可界定、言说。“道”是无限的，不可以用有限的感官、知性、名言去感觉、界说或限制。“无名”是万物的本始、源泉；“有名”是各种现象、事物的开端。这表明“道”也是先于语言概念的。无欲之人才能体悟“道”的奥秘，利欲之人只能认识事物的边界或表层。“道”与“无名”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不同的名称，都叫作“玄”。“无名”是无形无限的宇宙本体，“有名”是有形有限的现象世界。通过两者之间的变化，人们可以探索深澈幽微的宇宙本体和奥妙无穷的现象世界的门户。

道家的道体具有超越性、普遍性、无限性、空灵性。道家之“无”在哲学上具有无限的意义。道家之“道”是有与无、神虚与形实的整合。“有”指的是有形、有限的东西，指的是现实性、相对性、多样性；而“无”则是指无形、无限的东西，指的是理想性、绝对性、统一性。“道”又被形象化地比喻为“谷”“谷神”“玄牝”：“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。”（《道德经·第六章》）“道”如山谷一样。山谷是空虚的，唯其如此，才能永远存在并具有神妙莫测的功能。玄牝，意为万物最早的始祖，也即“道”。“谷”“牝”的门户，是天地的发生、发源之地，绵绵不绝好像存在着，其作用无穷无尽。

道家道论认为，不仅宇宙之有、现象世界、人文世界及其差异变化，即存在的终极根源在寂然至无的世界。老子主张“挫锐解纷”“和光同尘”“谷神不死”“复归其根”“为学日益”“为道日损”“无为而无不为”“无用而无不用”。这些话语论证滞留物用、执着有为对于心体的遮蔽，论证摄心归寂、内自反观、炯然明觉、澄然虚静的意义，着重强调了人生向道德和超越境界的升华。“反者，道之动；弱者，道之用。”（《道德经·第四十章》）意思是，向相反的方向变化发展，是“道”的运动；柔弱，是“道”的作用。举凡自然、社会、人生，各种事物现象，无不向相反的方向运行。既如此，柔弱往往会走向雄强，生命渐渐会走向死亡。老子看到事物相互依存、彼消此长的状况，因而提出了“不争”“贵柔”“守雌”“安于卑下”的原则，也提出“去甚、去奢、去泰”（《道德经·第二十九章》）的主张。

老子告诫我们要做好人生的减法。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。无为而无不为。”（《道德经·第四十八章》）减损知、欲、有为，才能照见大道。“损”，是修养的工夫，是一个过程。“损”就是做减法。“无为而无不为”，即不特意去做某些事情，依事物的自然性，顺其自然地去做。按照老子的道德理想、道德境界、人生智慧和人格修养论，他推崇的美德是见素抱朴、少私寡欲、贵柔守雌、慈俭谦退、知足常乐、致虚守静、清静无为、返璞归真。老子以此为至圣与大仁。这是老子对人生的感悟，特别是对春秋末年贵族阶级奢侈生活的批判，对贵族社会财产与权力争夺的沉思，对财产与权力崇拜和骄奢淫逸的警告。老子通过冷静观照，提示了淡泊宁静的生活旨趣，看到逞强、富贵、繁华、暴利、暴力、权势、浓烈的欲望、奢侈、腐化、夸财斗富、居功自恃、骄横等等的负面作用。故老子的解构与孔子的建构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庄子及其学派提出了“逍遥无待之游”──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”的理想人格论。《庄子》内篇中的《大宗师》《齐物论》《逍遥游》三篇文章，一般认为是庄子的代表作。

《大宗师》指“道”或“大道”。大是赞美之词，宗即宗主，师就是学习、效法。篇名即表达了“以道为师”的思想。所谓生死，不过如昼夜的更替，我们不必好昼而恶夜，因而无须乐生而悲死。这才算领悟了生命的大道。“何谓坐忘？颜回曰：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通，此谓坐忘。”（《大宗师》）“坐忘”即通过暂时与俗情世界绝缘，忘却知识、智力、礼乐、仁义，甚至我们的形躯，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。“坐忘”的要点是超脱于认知心，即利害计较、主客对立、分别妄执，使心复归于对道的体悟。

《齐物论》与《大宗师》相辅相成，互为表里。《齐物论》表述了庄周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思想，强调自然与人是有机的生命统一体，肯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。“齐物”的意思即“物齐”或“‘物论’齐”，即把形色性质不同之物、不同之论，把不平等、不公正、不自由、不和谐的现实世界种种的差别、“不齐”，视之为无差别的“齐一”。这就要求我们以不齐为齐一，即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，在接受、面对真实生活的同时，调整身心，超越俗世，解脱烦恼。此篇希望人们不必执定于有条件、有限制的地籁、人籁之声，而要倾听那自然和谐、无声之声、众声之源的“天籁”，以消解彼此的隔膜、是非和有限的自身生命与有限的时空、价值、知性、名言、概念、识见及烦、畏乃至生死的系缚，从有限进入无限之域。

《逍遥游》把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，当作最高的境界来追求，认为只有忘绝现实，超脱于物，才是真正的逍遥。本篇宗旨是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”“无所待”才能达到至人、神人、圣人的逍遥极境。这个境界就是庄子的“道体”，至人、神人、圣人、真人都是道体的化身。庄子的人生最高境界，正是期盼“与道同体”而解脱自在。“各适己性”的自由观的前提是“与物同化”的平等观。逍遥无待之游的基础正是天籁齐物之论。章太炎《齐物论释》从庄子“以不齐为齐”的思想中，阐发“自由、平等”的观念。“以不齐为齐”，即任万物万事各得其所，存其不齐，承认并尊重个体自身具有的价值标准。这与儒家的“和而不同”思想正好相通。

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圣贤人格。儒家心目中的圣人或圣王，有着内圣与外王两面的辉煌。虽然“内圣外王”一说出自《庄子·天下》，然而后来却成为儒家的人格标准。内圣指德性修养，外王指政治实践。儒家强调在内圣基础之上的内圣与外王的统一。道家的真人、圣人、神人、至人、天人的理想人格，与儒家有别，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现实品格相比较，道家凸显的是超越和放达，即不是积极肯定、参与、改造现实，而是以保持距离的心态，否定、扬弃、超越现实。

真人、至人、神人、圣人，都是道的化身，与道同体，因而都具有超越、逍遥、放达、解脱的秉性，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、无穷、无限的境界。

三、佛家的菩提智慧与人生解脱

人们常说，佛教讲“空”。其实，佛家既讲“空”，又讲“有”。“空”“有”，不是这两个字的表面意思，不能那样去理解。“空”“有”之论十分复杂。所谓“空”，是启迪人们空掉一切外在的追逐、攀缘、偏执，破开自己的囚笼，直悟生命的本性或本真。佛家特别是禅宗的返本归极、明心见性、自识本心、见性成佛之论及一整套修行的方法，是要帮助自己或他人寻找心灵的家园，启发人内在的自觉，培养一种伟大的人格。佛家的成菩萨成佛陀，与儒家的成圣人成贤人，道家的成至人成真人，都是一种道德人格的追求。成佛陀、成圣贤，谈何容易？佛家的智慧不是空谈大道理，而是让你学会暂时消解心灵上的执着与烦恼，让你首先自知其限制，自虚其心，自空其说，以求容纳别人。

禅宗的悟道并没有特定的形式规范。例如，小和尚向老和尚请教“什么是佛祖西来意？”“如何是禅？”禅师的回答往往是一棒子打过去：“庭前柏树子”“西来本无意”等等。这是说，你本身就问错了，所以要“棒喝”。悟道，不必借助于外在权威，完全靠个人的内心、内在本性及个体的亲身体验。悟道，也不是要刻意去修行。“生来坐不卧，死去卧不坐，一具臭骨头，何为立功课？”与常人一样地坐卧思想，积累到一定地步，随某种机缘，一点即破。

禅宗让人保持一种“平常心”。“平常心是道”“饥来吃饭，困来即眠”。六祖惠能四句偈：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佛性常清净（俗称：本来无一物），何处惹尘埃。”惠能强调顿悟，反对刻意修行，反对机械地模仿高僧大德。禅宗认为，每个人内在地具有佛性或真常心。“道”不在人心之外、生活之外，就在人心之中、生活之中。

禅宗启发我们由迷到悟，转识成智。而开悟也好，解脱也好，就是要返归平常，这全凭自觉、自识、自悟、自了。禅宗公案中有许多机锋、棒喝，用几句摸不着头脑的话或者身体动作，启发人开悟。但仅仅是启发而已，了悟则全靠自己。这一过程，任何人不能取代，正所谓“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”。

返归平常，识得本真，就是“解脱”。但是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了向外攀缘，使得我们的“平常心”受到污染或扭曲，这也就丧失了自我，使“平常”变成了“非常”或“反常”，使人失落了真我。人生的很多要求都是正常的、合理的。禅的智慧不是要抹杀每个人的欲望与追求，不是消解事功，而是让你保持一颗未被污染的“平常心”。

禅宗主张不立文字，当下自识本心，强调自性是佛，平常即道。禅宗强调以证悟自性后所流露的本有悲心、智慧方便来救助迷惘的众生，拨开迷雾。这就是启迪我们每个人，要“以出世的精神，做入世的事业”。这样的人才能承担一切的挑战与痛苦，化烦恼为菩提，继而安身立命。有了终极承担或终极献身的精神，并且转化成人格，才能有高品质的参与。从这种意义上说，每一个参与者实际上都应当具有悲天悯人的信念与情感，能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，才能有一种敬业精神、奉献精神。

中国的儒家是一种入世的人文的教化，中国化的禅宗把出世与入世结合了起来。人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，是儒家与佛家的最高信仰。实际上，儒道佛都是要追求一种理想的高尚的社会，这就必先造成人们理想的高尚的内心世界。儒家和禅宗尽管有很多差异，但其共同点都是培育理想的人格境界，使人们的人生实践带有中国式的宗教精神和宗教情怀。

儒家和禅宗有不同的世间关怀、世间肯定，同时又有不同的超越的形而上的要求，即终极的最后的关怀。其“救民于水火”的信念目标和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的救世献身热忱，虔敬无欺的神圣感，“尽心知性”“我心即佛”的安身立命之道，使命感、责任感、担当精神、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的行为方式，特别是信仰上的终极承担，都有其超越的理据。重新体验儒道佛的精神价值，创造性地加以转化，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
（编辑：邓莉萍   审核：陈江进  终审：刘慧）